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许多故事流传至今，其中不乏一些令人动容的传世之作。李白与杜甫的沉默、高力士脱靴、494年后的残害忠良，这些故事在古代已经成为不朽传说。它们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善恶矛盾，更凸显了忠义与背叛的鲜明对比。这些故事将永远在人们心中流传，启示着人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艰辛和挑战。
公元1256年，南宋理宗年间。位于安徽当涂，当地知州弁子才这年显得异常忙碌。
安徽当涂古称太平州，正是大诗人李白当年终老之地，说来也巧。这年正好距离李白仙逝，快500年。作为当地官员，弁子才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特殊活动，将原本老旧的李白祠堂大肆修葺一番，亲自撰写《重建李白祠记》，还请工匠绘制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图景。
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建设，将来作为业绩考核之一。这幅《力士脱靴图》以及《重建李白祠记》，两者的题赞刻石拓本，很快就传到临安统治阶层手里。
不过让弁子才没想到的是，一场针对他的阴谋由此也拉开帷幕。
时正值宋理宗统治后期，朝中政事常年被太监董宋臣把持。董公公一看《脱靴图》，哪里坐得住。于是唆使御史给皇上写折子：污蔑弁子才在太平州以宴会为名，拉帮结党，意图不轨。
这位曾今以痛斥权相史弥远闻名的才子，如今却被权臣污蔑获罪，这大概是弁子才始料未及的，还好只是降职二级，没有招来杀身之祸。
《脱靴图》实际来自前朝的一个传说，不想后世却以此为剧本，真实上演了一出奸佞迫害忠良，宦官残害义士的史实。
高力士是否真的为李白脱过靴，李白被驱逐出宫，是不是有高力士在幕后操刀？
高力士为李白脱靴出自《唐书.李白传》，有了这处史料似乎毋庸置疑，后世学者，亦纷纷以此为信史，提出个人见解。
“太白在翰林，代草王言，然性嗜酒，多沈饮...因沈醉引足令高力士脱靴，力士耻之，因摘其诗句以激太真妃。”
——清.王琦《李太白文集》
“《唐史》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，摘其诗以激杨贵妃，为妃所沮止住”
——宋.洪迈《荣斋随笔》
据唐人韦叡《松窗杂录》描述：高力士因为脱靴深以为耻，挑拨杨玉环，说李白在《清平调词》中以“（赵）飞燕指妃子，是贱之甚矣！”因而使李白失掉杨玉环的欢心，唐玄宗曾三次想授李白以官职，都被杨玉环从中阻拦而告休。
“李白目睹朝政黑暗，渐渐与朝廷发生矛盾，终于因宦官高力士、杨贵妃等人的谗毁，被迫离开长安”
——郭沫若《李白诗选著》
也就是说，高力士因为其太监身份，在脱靴故事中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，加上后世文人的添油加醋，进而被贴上谋害忠良的历史标签。
然而，只要翻开同时代的著作，你就会发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力士。
根据史料《赠广州大都督冯府君神道碑铭》、《唐故高内侍碑》、《冯潘州墓志铭》、孙翌《高延福墓志》、韩炎《高力士神道碑》等记录。
可以看出高力士忠孝的品格，如早年“认双环于母臂”，到晚年因听说玄宗、肃宗去世的消息，“绝浆七日，毁不能哭，衔哀而绝”。
“力士谨慎无大过，然自宇文融巳下，用权相噬，以紊朝纲，皆力士之由。又与时消息，观其势候，临覆败皆不救”。
——《旧唐书》
算是对高力士最重的指责，无非是说高力士不会看人，引荐的人后来成为误国的奸臣，加上他在政治活动中明哲保身。
据《旧唐书》的记载：杨国忠两次发兵征讨南诏，致使全军覆没，死者近二十万，群臣因害怕杨的淫威，朝中无人敢言其是非。当唐玄宗受到蒙蔽时，高力士勇于发言“臣闻云南数丧师，又边将拥兵太盛，陛下何以制之？臣恐一旦祸发，不可复救，何得无忧？”
针对李隆基所谓“朕今老矣，朝事付之宰相，边事付之诸将，夫复何忧”。
综合所述，高力士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辈，相反他是一个，在必要时敢于发言的良臣。
但不能因为高力士品行尚可，就以此否定“脱靴”故事的可能性，人性复杂，在不同的环境中，采取不一样的处事态度，完全符合情理。要考虑这个故事是否成立，还得换个角度。
据学者葛承雍《重评高力士》，以及裴斐《李白的传奇与史实》两文，作者得出的结论是：李白在宫中比较拘谨，不可能荒唐到得罪权贵高力士的地步。
最重要的一个BUG是：让高力士脱靴多么自豪的一件事，李白至死都没有提过，甚至连同时代熟悉他的杜甫、魏颢、李阳冰对此竟只字未提。
两学者指出，脱靴的故事来源于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和韦叡《松窗杂录》，故事主要出自中晚唐时期的野史笔记，随后才被收录于正史。
被苏轼点赞为“气盖天下”之举，难不成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！
虽然两学者在文章中否定高力士脱靴的理由一致相同，但并非无懈可击。首先就李白拘谨不可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而言，与李白同时代的任华在《杂言寄李白》中就说“承恩召入凡几回，侍诏归来仍半醉”，杜甫在《酒中八仙》分明写着“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李阳冰在《草堂集序》直接点出李白在宫中后期“浪迹纵酒，以自昏秽”。
无不都在说明李白上班醉酒放达，另外李白在“官方软文”中，多次写道。
“君主虽爱娥眉好，无奈宫中妒杀人”《玉壶吟》
“青蝇易相点，白雪难同调”《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》
可见，李白在宫里的表现已经不能用所谓的“拘谨”来概括。
那为何李白及其友人对“脱靴”一事，闭口不提呢？
诚如学者裴斐所言，如果在此事中李白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话，那他大可以到处宣扬，只不过对李白而言，此事算不上光彩，甚至让他蒙羞。
目前所见史料，最早记录高力士与李白发生联系的，可参见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
“时公（李白）已被酒于翰苑中，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，优宠如是”。
“李白在翰林中多沈饮。玄宗令撰乐辞，醉不可待，以水沃之，白稍能动，索笔一挥十数章，文不加点。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，上命小阉排出之。” ——李肇《唐国史补》
李肇曾在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担任翰林学士，考虑到此人编写过《翰林志》，他这本《唐国史补》，对李白在翰林中的举动，不会无中生有乱写。
从中可以得知，李白在翰林当差醉酒是常有的事情，因为他是出口成章的天才，而被玄宗容忍，甚至让“高将军扶以登舟”也有可能，只不过“令高力士脱靴”。已经超出了李隆基所忍耐的极限。故他“命小阉排出之”。
在李隆基看来，高力士可是我的心头肉，是他的“守护神”。“力士当上，我寝则稳”。
李白呢？
充其量不过是粉饰太平，宴游娱乐的词臣。在这场斗争中，李白以失败者的身份黯然离场。自己的才华还比不上李隆基身边的一个太监。李白不说，是他觉得羞耻。好友自然为他遮羞，不去点破。
随后成书的《酉阳杂俎》，更加坐实了“高力士脱靴”的真实性，但高力士是否因为脱靴受辱，转而成为赶李白出宫的幕后黑手呢？
结合《唐史国补》和《酉阳杂俎》的描述，高力士碍于玄宗对李白的尊重，屈尊为他脱靴，但李白的态度受到李隆基的指责，高力士并没有因此丢了面子，因此没必要向玄宗“进谗”。
往后的《松窗杂录》、《本事诗》等一系列后世野史笔记，无不以污蔑高力士之能事，为何明明没有进馋，高力士却成了诬陷忠良的典型？
主要因为高力士的身份，前面我已提到，高力士尽管高居要位，但秉性忠良。退一步讲，即便他想迫害朝中大臣，也没有这个权力。“贞观中，太宗定制，内侍省不置三品官..”后来玄宗即位，才授予高力士“三品左右监门将军”，但盛唐时期宦官阶层并没有干预国政的权利，国家决策权仍然掌握在皇帝和辅相手中，诚如学者葛承雍所言“高力士只是近臣，而不是左右朝政的权臣，虽居勋位起过辅佐作用，但毕竟不能决策人物”。也就是说，你再蛮横，轮不到你！
但安史之乱后，形势发生转移，唐肃宗在灵武登基时，任命李辅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行军司马，首开宦官掌兵权的先例。代宗广德元年（763年）吐蕃攻入长安府，宦官鱼朝恩因率神策军护驾有功，于是神策军编入禁军并交由鱼朝恩指挥。建中四年（783年）朱泚发动兵变，作为一种制度，唐德宗正式将中央唯一能调动的左右神策军指挥权授予宦官。由此，完成了宦官从最初染指到完全控制军队的全过程。
中晚唐时期宦官专权，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。皇帝的废立，都得由太监说了算，更不用说朝中官员的升迁罢免。白居易的名作《卖炭翁》更是揭示了宦官将魔爪伸向民间的事实，因此宦官的横暴，乃至成为社会的对立面。
高力士脱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转变，因为宦官身份，决定了高力士的形象。树立对立面突出人物形象，正是文学作品创作的手法。中晚唐时期，李白不畏强权的文人形象，恰好符合社会需求，本来忠良的高力士，因为背负宦官身份，被后世文人越描越黑。
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
高力士的羞愤的手里
人却不见了
...
——余光中《寻李白》
李白去哪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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